因果关系应从机制和时间共同入手。直接损伤案件要确认受损结构及操作对应性；延误案件要确认最早可识别时点、当时可用措施和延误期间的病情变化；用药案件要核实有效暴露、潜伏期、替代病因及停药后变化。
建立两条病程：第一条为实际诊疗过程；第二条是在同等病情和条件下采用合理措施的可能过程。第二条不能假设无限医疗资源，也不能假设治疗必定成功。可作“较可能减轻”“不能排除一定影响”“现有证据不足以确定”等分层表达，并说明依据。
区分疾病本身、患者原有功能、诊疗前延误、多家机构的行为及后续治疗。多因素参与不意味着医方当然免责；只存在时间先后也不能证明医方有责任。原因力评价应针对特定后果，例如新增截肢范围、额外神经缺损、失去可行的保器官方案。
群体病死率和相对风险不能直接套算个人赔偿比例。鉴定意见应解释其责任程度结论；法院对法律责任和赔偿的判断仍需结合全部证据。对不确定的治疗机会，应具体描述医学可能性和证据局限，不机械把“机会降低”换成固定百分比。